二十多年前夏天的一个闷热午后股票t+0 平台，我在篮球场独自消磨了一个下午，累的瘫坐在地上，狠狠的消灭了几罐可乐。高考后的一天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方向，脑袋里对报什么学校，学什么专业毫无头绪。最后糊里糊涂的跟着感觉，选了一个分数够得到的学校，以及当时热门的专业。
随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一晃工作了二十年，回头看看，很多选择都差强人意，但凡稍微多考虑一些，可能如今又是一番景象。不过这也有幸存偏差的问题，毕竟好的决策很难让人印象深刻，而导致坏结果的选择总是令人无法释怀。人们对做出好选择的追求，也滋生了很多行业，利用信息和知识差，来赚取协助人们做觉得的利润，比如提供升学和就业咨询。
在确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决策者之后，一度想要研究一下选择背后的秘密，甚至在三年前还想写一本关于“选择”的书。如今回想起来也是略有些幼稚了——知道差距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弥补差距。但有些事总是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历经了一些新的事情以及在工作中获取更多感悟之后，也许命运的齿轮终于可以带动当年的想法了。
展开剩余87%只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学会了一件比说话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倾听。先不着急输出自己的观点，而是搜罗如今已经有的关于“判断”、“决策”、“选择”的著作，花一段时间，形成一个系列，把这些观点罗列起来，也许渐渐的就能看清自己要翻过的那座山。
理解选择系列之一：认知偏差
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对于已存在的著作的先后顺序并没有刻意的选择，但有内容难易程度的考虑，前面会更偏向于更通俗、更便于阅读和理解的内容呈现，而后续会逐渐的增加一些理论性著作，慢慢的提升内容的深度。而这第一篇是来自米娜·杜莱辛甘和沃尔夫冈·莱马赫合著的《认知偏差：摆脱心理认知陷阱，重塑决策思维》（其实这个作品的名字翻译非常功利，它的英文名字是The secret live of decisions，How unconscious bias subverts your judgement）。
以下内容为引用原著的一些关键论述——
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，但其决策行为都是极其不严密的。而且我们并不像自己相信的那样可以娴熟的做出决策。另外，虽然我们相信自己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思维来考的，但实际上，其运作方式却是非理性的。因为负责组织运作的是人，而人在工作时是有感情投入的。
不过，即使人们正在做出非理性的行为，他们通常做出的也是一种系统化的非理性行为，这种行为方式与他们的思维习惯有关。这就是决策的依据越充分，但决策却有可能出错的原因——因为一个人的经验、偏差、偏爱、价值观和信念都会成为拦路虎，导致其做出的决策可能与决策能力并不相符。
思维是意义构建的过程。20世纪60年代，认知心理学之父弗雷德里克·巴特利特将思维定义为填补证据的技能。我们看到一条熟悉的道路发生拥堵，会认为前面肯定发生了事故；听到一段旋律，会认为它也许来自莫扎特的一部作品；读到一篇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新闻报道，便会认为这个记者分析得不全面或者有别的问题。这是我们知觉系统在大脑中留下的图片，它通过执行心理操作来帮助我们推断因果关系和构建其他意义。只要我们每天处于清醒状态，这些知觉操作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就好像它们一直在工作一样。
从本质上讲，这种所谓的“意义构建”体现出两种思维方式——直觉思维（或称自动化思维）和演绎思维（或称分析思维）。直觉思维是一种纯粹的联想。实际上我们多数思维都是联想式的。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去思考自己采取的行动——通常，他们都是自动发生的。其中不涉及“过多的思考”。受控的思维则更有条理，其通常会与更加“科学的”思维联系起来——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，用来解释一个人正在面对什么或正在经历什么。任何智力上的成就，通常都来自二者的混合作用——直觉和逻辑演绎过程的结合。
当我们利用两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决策的时候，就会涉及到四个阶段——理解、检索、判断、响应。
很大程度上，理解阶段属于一种解释性行为。在每个阶段，决策者都在一层层的积累解释信息，也就是形成主观性的内容。所有判断与决策均依赖于我们看到、解释和选择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。
检索是一种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取信息的行为。检索行为也受到决策者先前经历的影响和束缚。
在判断阶段，我们借助人类的能力推断、估计或预测未知事件的结果。我们对那些结果的预期也基于一种能反映个人价值观和当前目标的、可评价的连续统一体，从而开展评估。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我们会对自己取得成功的因素产生依赖，而我们的自信则建立在自己的世界观之上。考虑到人类目前的认知程度，这种自信有时会超出理性的范畴。
不过，让判断阶段变得困难的原因在于：在明智地选出最佳行动方案之前，我们需要考虑很多重要的间接属性。我们知道，正负永远是形影不离的，每个选择都存在正面和负面的两种结果。因此，做出决策需要我们付出很多认知上的努力，尤其在需要做出很多权衡的情况下（例如出现价值观的竞争或冲突时）；甚至更困难的事，我们在准备做出权衡时却得不到需要的关键信息。
我们将估算频度、判断相似性、识别之前经历的情形、推断因果关系及其他能力都深深地潜入到自己的大脑之中，所以这些都属于大脑的固有能力。由于在认知水平上，此类直觉或启发思维都属于廉价的资源，因此这些有时也是危险的或干脆是愚蠢的。当我们不知不觉中了解到那些参照、经验法则和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偏好时，我们会发现知识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缺少知识会导致我们判断完全失常、不能深思熟虑、受到情绪上和文化上的驱使，并且有可能摧毁我们作为决策者的公信力。
如果整理一下这些影响我们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的话，至少会包含以下八种认知偏差：
记忆力偏差——对过去事件而准确记忆是我们做出决策的可靠资源？记忆可能会欺骗我们；
经验偏差——我们也有经验，越会做出好的决策？经验可能会给我们设个圈套；
乐观主义偏差——我们对结果越自信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乐观可能会遮挡我们的视线；
恐惧偏差——我们越怕失去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恐惧可能更有害；
野心偏差——我们的个人野心越大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野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外打击；
依恋偏差——我们寄托在理念或人身上的情感越多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依恋可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；
价值观偏差——文化或信念体系越强大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价值观可能会误导我们；
权力偏差——我们的控制力或影响力越强，越会做出较好的决策？权力可能会让我们堕落；
这些偏差核心来自于人的非理性层面，毕竟没有人能够完全理性的去看待一个决策，每一个选择背后都带有各种隐秘且复杂的情感因素。但如果能能够极力的去识别并纠正这些认知偏差，就可以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客观和中立。
而这种对偏差的纠正，来自于思维模式的转变。优秀的决策者在做出决策之前，似乎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习惯性的思维构建模式中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第二层次思维中。第一层次思维严重依赖于通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信息做出决策，而不是依赖于我们如何想办法解释呈现在自己眼前的信息。我们经常会质询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数据，但极少会质询如何以及为何选择观察并解释近在眼前的他们。这就是说，我们极少依赖数据去确定自己在某一特定场合中“看到”的信息。然而我们从不质疑为什么自己首先会看到它。第一层次思维多半呈现的是带有瑕疵的决策。
第二层次思维（做决策前）的本质是“思考你的思维”。它承认决策过程是不严密的，并假定你对自己思维的考察和对这种思维基础的解释很重要，并且这是必要的一步。这种情况下的决策过程更加深思熟虑并且更加警醒。
如果我们把决策分解为“面临挑战的解释”到“决策”最后“获得结果”这样一个过程的话。第一层级的思维就是改变决策或行动而获得不同结果的可能性思考；而第二层级的思维就是质疑对“挑战的解释”并重构挑战的突破性思考。或者说，在把一个选择当作一个问题的时候，要首先看看这个问题是否是一个陷阱，是否需要重新构建这个问题，再去寻找解决答案，这才是避免认知偏差带来错误决策的关键之道。
以上，就是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。总的来说，并不涉及到如何做一个“好”的决策，而更多的是提醒我们股票t+0 平台，如何避免做一个“坏”的决策。尽量在运用自己经验和知识体系的时候，提醒自己，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决策依据，可能是非理性的、是不可信的、甚至是毫无根据的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才可能真正的直面问题本质，找对好问题，才会有好选择。
发布于：北京市